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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圖書板塊圖書分類品牌系列獲獎圖書圖書專題新書上架編輯推薦作者團隊
          耶魯英王傳記叢書 亨利八世 (英)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 著 左志軍 王美玲 譯
          近代英国的奠基人,以一己之力撬动王权与教权的平衡,带来英格兰与世界的骤然转向。
          ISBN: 9787559853356

          出版時間:2022-11-01

          定  價:148.00

          責  編:安静
          所屬板塊: 社科学术出版

          圖書分類: 世界史

          讀者對象: 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議: 历史/世界史
          裝幀: 精装

          開本: 16

          字數: 600 (千字)

          頁數: 628
          紙質書購買: 天貓 有贊
          圖書簡介

          本書為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的傳記。亨利八世(1491—1547)是都鐸王朝第二任君主。在其繼位近四十年間,他一方面推行宗教改革,使英格蘭教會脫離羅馬教廷,自己則成為英格蘭最高宗教領袖;另一方面對國家政府機構做了全面改革,在歐洲積極發動戰爭保障本國的政治經濟利益。上述種種促使英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宗教各方面都發生很大變化,并使英國最終形成統一集權的近代民族國家,為資本主義因素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

          作者簡介

          (英)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1928年生。英國歷史學家,曾任英國華威大學教授,現為布里斯托大學榮譽教授、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攻英國都鐸王朝史,著有《都鐸王朝的法律與管治》等。

          譯者:

          左志軍,天津師范大學世界史專業博士,青島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世界古代中世紀史。

          王美玲,天津師范大學世界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英國史。

          圖書目錄

          耶魯版前言

          前 言

          縮略語

          第一章 新任國王

          第二章 重啟百年戰爭

          第三章 沃爾西的到來

          第四章 尋求和平

          第五章 善良的國王

          第六章 哈布斯堡家族的背約

          第七章 教會法中的離婚教規

          第八章 離婚戰爭

          第九章 反對教會的運動

          第十章 王權至尊

          第十一章 1537至1540年的英格蘭和歐洲

          第十二章 王權至尊及宗教體系

          第十三章 重返戰爭

          第十四章 最后的歲月

          第十五章 國王亨利

          譜系圖

          地圖

          手稿來源

          參考書目

          索引

          序言/前言/后記

          耶魯版前言

          在本書完成后的三十年里,涌現出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原始資料、一般調查、專著、學術期刊上的文章和未發表的學位論文,在此僅能列出最杰出的一部分——這些作品都豐富了我們對都鐸王朝第二位君主長期統治的理解。自然,我自己的觀點在這幾十年里發生了變化,他人的觀點對我的影響尤其深刻,但也有部分原因是我自己不斷的研究,此外,偶然的評論也經常會引發一系列新的想法。我還從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過程中獲益,尤其是為三年級本科生開設的專題課程“16世紀30年代的英格蘭”。該課程伴我度過了在華威大學歷史系整整二十五年的快樂時光,催生了大量優秀的學生論文。

          這一時期的宗教史著述頗豐,其中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埃蒙?達菲的不朽研究,對英格蘭中世紀晚期生活提出的看法,比起傳統的輝格黨或者新教對宗教改革的描述更為積極。在我看來,我們可能過于關注“天主教”的影響了,但我從不相信英格蘭改革前的教會已經腐朽至極,因而即將受到瘋狂的反教權主義的打擊。最近,我找到了更多理由來駁斥宗教改革正“等著發生”,或者宗教改革確實是一場受過歡迎的運動等觀點。

          迄今為止,對這一統治時期政治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彼得?格溫對托馬斯?沃爾西偉大一生的描寫。他的描述非常全面理智(也許太長了),這是對這位堪稱英格蘭最偉大的大法官全面而遲來的重現。我十分肯定沃爾西的功績,較之當時流行的看法更為積極,此后,其他人對他的形象描繪提出各種質疑,例如無情的波拉德。因此,閱讀彼得?格溫全面的重新評 價令人深感欣慰。然而,奇怪的是,盡管格溫和我對這個人的總體評價大致相同,但我們的觀點還是各有側重:我認為沃爾西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和平政策,即“伊拉斯謨式”的均衡,按照現代標準判斷的話,是開明的;格溫則有力地指出,沃爾西,就像后來的樞機主教黎塞留一樣,受到政治利益的支配。他自認為做了國王喜歡的事情,并為國家謀求了最大利益。出于這種“愛國”的實用主義,他有時是戰爭販子,有時又是和平的奉獻者,就像1518年擁護“普遍和平”那樣。讀者必須判斷我們誰是正確的。此外,格溫認為沃爾西是一位嚴肅而富有改革精神的牧師,并巧妙地為他辯護。我不太相信樞機主教完全效忠于天使一方。沃爾西當然不像他政敵口誅筆伐的那樣世故圓滑,但我仍然嚴重懷疑他的靈魂的深度,而非真誠與否。然而令人高興的是,我們都認同他是一個“共和國”的人,真誠地關心窮人、維護正義。

          我現在意識到,我當初是誤以為阿拉貢的凱瑟琳與亨利的婚姻可能違反了宗教規定,因為在凱瑟琳許配給亨利的哥哥亞瑟后,亨利再與她結婚時得到了教皇豁免,而這一寬免本身存在技術漏洞。漏洞在于,如果正如凱瑟琳堅持的那樣,自己與亞瑟并未圓房,她和亨利沒有做到“公共誠信”,那么豁免只需解決這一字面上看起來很奇怪的問題,而豁免涉及的卻是二人的姻親關系;而姻親關系是由性的結合才產生的。我現在明白了自己的觀點就錯在此處。在沒有發生欺騙的情況下,如果正確的事實為人所知,那么仍然會授予豁免,如此,則“教會補足”(supplet Ecclesia)的原則適用。常識、公平先于律法。所以,是的,讓亨利在1509年與凱瑟琳結婚的豁免詔書針對的是姻親關系,但是根據凱瑟琳的說法,這種姻親關系并不存在,此外,公共誠信問題也尚未解決。但總體意圖是讓亨利娶他已故兄弟的遺孀,并沒有試圖誤導羅馬教廷。即使羅馬知道之前的婚姻沒有完成,仍然會給予豁免。因此,如果實際的豁免沒有真正地達到目標,則“教會補足”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然而,人們可能仍然想知道,“公共誠信”的論點是否能讓亨利更容易成功。當尤利烏斯二世授予豁免的時候,亨利和羅馬教廷可以說這只是一場誤會,一個不幸的事實錯誤。這樣一來,違背公共誠信的障礙已被移除,亨利也可以悄悄地從懷疑中受益,盡管可能性不大。然而事實正好相反,他選擇了一條注定失敗的道路。在堅持凱瑟琳與亞瑟已經完婚后,亨利向教皇權威發起了正面挑戰,聲稱尤利烏斯二世試圖特許不可寬免的東西,并要求克雷芒七世承認他的前任越權行事(ultra vires)。沒有任何機構愿意公開承認這一點。

          如果我現在著手寫《亨利八世》,我會減少對16世紀早期錯綜復雜的外交的描述,因為其中很多都是轉瞬即逝的,讀起來很乏味。但我仍然認為,將亨利描繪成生活在過去(基本上生活在百年戰爭期間)、對新世界沒什么興趣的人是正確的。論及他于1543年發起的最后一次戰役時,我看到過一篇精妙的碩士論文,文中提到,在亨利的最后幾年中,這位曾經在16世紀10年代和20年代多次被盟友欺騙的國王開始報復,并展開了一場以布洛涅(Boulogne)為目標的擴張戰爭,他要按照他的條件進行戰斗,以求改變。

          我仍然相信,亨利控制著一切國家事務,自1529年起尤其如此。這并不是否認他的反復無常,并且他如果需要持續學習的話,很可能會失去興趣。他不是工作狂。也不是否認托馬斯?克倫威爾承擔著的日常管理王國的重任。和之前的沃爾西一樣,克倫威爾是一個精力充沛、深諳官場的人;就政策實施而言,他當仁不讓地制定了許多政策,乃至給予政策新的方向。杰弗里?埃爾頓爵士為他心目中的英雄做出最終評價,呈現出托馬斯?克倫威爾極其有趣的形象:他是一位知識分子、社會工程師和干涉主義者,他的“共和國”偉業得到了都鐸王朝中政策制定部門的支持。有些人可能認為這一說法是夸大其詞。一方面,包括托馬斯?莫爾甚至沃爾西在內,先例眾多。第一個真正的濟貧法是在1531年通過的,而非1536年??藗愅柕脑S多改革建議都很粗略,并不成功,很難證明所有的想法都來自上級而非下層。例如,在“市區改造”計劃這一案例中,倡議似乎來自城鎮及其議會中的自治市議員,而不是中央政府。埃爾頓提到的一些關鍵證據日期是錯誤的,幾乎可以肯定與克倫威爾無關。盡管如此,埃爾頓堅持認為托馬斯?克倫威爾不僅僅是一個官僚主義者的觀點無疑正確。盡管這位國務大臣發起“共同體事務”,并有能力制定整體策略,但負責制定重大政策,即大政方針的,依然是國王。

          我本應更多地強調大使們如何不斷發現亨利多么的通曉全局、自信滿滿。我希望我能更清楚地了解他對于議會事務的參與程度,尤其是在16世紀30年代;在這一時期,他親自到下議院,召集頑固的議員到他面前,試圖將約翰?費希爾這樣難相處的貴族成員驅逐出上議院。如今,我更清楚地意識到他策劃并解散修道院的經過,從第一次抨擊方濟各會和卡爾特修會教士,到1539年的巧妙部署,他混淆視聽,掩蓋真實意圖,向公眾保證這樣做的目的是將修道院改建為世俗學院和大教堂。

          毫無疑問,亨利的宮廷,就像此前和之后的大多數王家宮廷一樣,因勾心斗角和派系斗爭而四分五裂。但是我們必須克制,不做過多解讀。我仍然相信安妮?博林的失勢和死刑判決的主要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到1536年,亨利恨她。曾經極度的迷戀變成了致命的厭惡,我們永遠不會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沒有臣民敢指責王后道德敗壞,犯下亂倫和通奸的行徑。這些指控一定來自亨利,或至少得到他的批準。這樣的指控甚至沒有必要存在。怯懦的托馬斯?克蘭麥原準備以亨利與安妮姐姐私通的親密關系為由,宣布三年前他隆重主持的婚禮無效,盡管他當時已經知道這種親密關系存在,并曾經憑借凱瑟琳與亨利相似的親密關系宣告國王的第一次婚姻無效。因此,亨利本可以悄悄地擺脫安妮。然而,他想毀了她,不讓其他人占有她。凱瑟琳?霍華德也遭遇了類似的折磨,這也是在克蘭麥默許下發生的。她曾經也是亨利瘋狂渴望擁有的對象,但同樣在亨利沖動之下,受到殘忍的羞辱和摧毀?;蛟S,克萊沃的安妮之所以幸免于難,正是因為她從來沒有激起過亨利強烈的性欲,因此也不可能成為反感的報復對象。

          同樣,不能簡單地用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斗爭來解釋1521年白金漢公爵的垮臺和統治末期霍華德家族的垮臺。白金漢公爵和薩里伯爵已經做了足夠多的事,來平息一個日益偏執的君主的雷霆之怒。正如白玫瑰黨的殘余分子,包括所謂的“??巳仃幹\”中的那些被告所發現的那樣,若感到王朝受到威脅,亨利便會毫不留情?;蛟S對于托馬斯?克倫威爾隕落的解釋也就顯而易見了。問題在于,很難解釋為什么這位大臣是在1540年6月而非此前一年被摧毀的;當時,反對者們相信克萊沃的安妮失敗的婚姻將讓他毀于一旦,但他不僅在“受騙日”中幸存下來,還在1540年4月被封為埃塞克斯伯爵,地位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我懷疑,幾周后他之所以被一個反復無常的國王處死,正是為了表明亨利乃是主人,可以任意提拔或摧毀自己的大臣。也許亨利認為克倫威爾爬得太高了,封他為貴族是個錯誤。無論如何,我認為沒有必要用派系斗爭或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或其他高尚的事由來解釋他野蠻的處決方式。

          彼得?格溫巧妙地重現了沃爾西最后數月遭遇的動蕩。受此啟發,現在我認為國王的“偉大事業”對于事件進程的決定性比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至少到1532年前半年都是如此。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必須關注1529年的夏天。當時,阿拉貢的凱瑟琳成功對倫敦黑衣修士(Blackfriars)樞機主教沃爾西和坎佩焦主持的教宗使節法庭提出上訴,并且該案被“召回”到羅馬。這對國王來說是一場災難。亨利期望他的婚姻能被法令認定無效,從而可以與安妮?博林結婚,就在勝利在望之時,幾個月的懇求和謀劃突然化為泡影。如今他面臨著無法忍受的拖延和不得不(通過代理人)在羅馬出庭的恥辱;更糟糕的是,他將面對不利的判決。盛怒之下,他想方設法威逼教皇克雷芒七世將案件交還給英格蘭;在英格蘭審判,他有把握可以剝奪給予凱瑟琳的正義,而在羅馬,他自己的正義便會被剝奪。但要如何迫使教皇這樣做呢?亨利沒有什么籌碼,也沒有權力去恐嚇一位既不了解英格蘭,也不操心英格蘭事務,主要負責意大利的政治尤其美第奇(Medici)家族財富的教皇。

          讓我們思考以下五個事件:沃爾西的垮臺,1529年10月他突然被剝奪了大法官的職位并被指控蔑視王權;1530年年中,指控十五人犯有王權罪,其中包括八位主教和三位修道院院長;同年11月,沃爾西以叛國罪被捕;1531年初,起初因蔑視王權罪而遭受指控的全體神職人員,在亨利的要求下承認他是人民的最高領袖和教會領袖,最終獲得赦免;1532年5月,頒布《神職界服從書》(Submission of Clergy)。這些事件有兩個共同點。首先,這些事件駭人聽聞。駭人聽聞的是,沃爾西因作為教皇全權特使(legate a latere)竟在1529年被指控叛國輕罪,當時他在國王完全知情和批準的情況下已經擔任該職務長達十一年,而正如黑衣修士法庭表明的那樣,有時沃爾西的行事是為了國王的利益。指控那十五人是沃爾西的共犯同樣不懷好意,因為沃爾西本人在此期間已被赦免。后來對樞機主教的叛國重罪指控,正如彼得?格溫所說,顯然是捏造的。接下來,幾周之后對全體神職人員提起侵害王權罪的指控同樣令人無法容忍,理由是行使教會法庭的管轄權是對王家權威的貶損,因為這些法院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沒有受到挑戰;隨之而來的王室命令同樣無法理解。最后,令人震驚的是,正如亨利在1532年5月所做的那樣,要求英格蘭教會的所有教規都應由三十二人組成的委員會審查,并且未來的所有教規都應獲得王室批準?!洞髴椪隆罚∕agna Carta)已經頒布,“英格蘭教會當享有自由”。

          其次,所有這些事件,雖然開始聲勢浩大,但都以失敗告終。歷史學家們對此感到困惑。沃爾西蔑視王權的罪名很快就被赦免,但他又陷入了政治困境。1530年秋天,十五人被赦免。這一事件中,計劃在威斯敏斯特大廳對沃爾西進行的壯觀的公審大會未能發生,因為囚犯在前往倫敦塔的途中已經死亡。當然,這不是亨利的錯。但我們或許可以猜測,結局會是國王再行赦免。接下來,亨利順從地接受了主教會議在他提出的方案中增加的著名“保留條款”,以及對他“治愈”臣民靈魂主張的削弱。既然國王理應得到一份教會補貼,那么教會為獲得赦免而支付的十萬鎊實際上也并非額外開支。此外,教會法庭此后繼續照常開展業務。最后,1532年5月《神職界服從書》被證明是一場虛空的勝利。亨利在位期間,三十二人委員會并沒有傳閱細讀教會的教規,也沒有為教會立法設立專門機構,以獲得王室批準。誠然,在其《服從書》中,主教會議也同意像議會一樣,在王室的要求下召集。但因為傳統上,主教會議自動與議會同時召開,并且延續了這樣的慣例,這種讓步在實踐中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我現在認為,對這一切的解釋是,王室的這些攻擊并不是真的打算傷害那些被針對的教俗人士,而是一位飽受挫敗的君主試圖讓教皇服從的嘗試。我現在傾向于認為,著名的1532年《神職界服從書》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盡管歷史上的共識是認為它與離婚事件無關。其他兩份文件的目的也是如此:1530年7月給教皇的聯名聲明書,由大主教、貴族和其他杰出的臣民簽署并蓋章,結尾的口吻氣勢洶洶;1532年初的《限制神職人員圣俸法》,這顯然是企圖通過切斷新任命的主教需上交的款項,來向羅馬施加財政壓力。許多常常牽強附會的論調也是如此,這些論調與亞瑟和君士坦丁、英格蘭的特權和自由以及國王的帝國權威有關,并在1533年的著名聲明中達到了高潮,聲稱“英格蘭王國是一個帝國”。就亨利而言,我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能從表面上看。當然,他不能在公開場合這么說,因為那樣會讓克雷芒低估亨利的威脅和夸夸其談。在這一事件,克雷芒忽略了它們,他沒有注意到這些。

          如果克雷芒一聽說他的特使樞機主教受到監禁、蒙辱,并在一年后面臨死亡威脅,便能做出讓步,沃爾西無疑會官復原職。指控英格蘭教會犯下藐視王權罪,以及幾周以后的1531年初亨利厚顏無恥的要求——如果克雷芒被這一消息擊垮了的話,有關帝國地位和英格蘭特權的討論無疑會悄悄停止。

          也許這些年發生的其他事件也是整個拼圖的一部分:1529年第一屆宗教改革議會的反教權立法,該立法具有反教皇的性質,同時也是世俗莊園對教士保護區的侵占;甚至也包括1532年對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渥蘭藐視王權罪的指控。與其他打擊一樣,指控渥蘭十四年前在未獲得完全的王家許可時便向圣亞薩主教祝圣的言辭,顯然是捏造的。就受指控的影響力而言,大主教和教皇當地使節(legatusnatus)是僅次于樞機主教和教皇全權特使的最佳目標。

          所有這些假設都永遠無法證明。我必須補充一點,亨利眼中的裝腔作勢和政治冒險政策,對于擁有自己計劃的托馬斯?克倫威爾或托馬斯?克蘭麥來說,很可能會有所不同。國王的強硬要求是他們的機會。此外,亨利可能最終會相信自己的言辭,并發現自己已經走得太遠了,以至于無路可退。因此,就那種程度而言,他的所作所言最終促成了與羅馬教廷決裂、王室至高無上的結局。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但我懷疑這是否是亨利當時的目的。

          如果上面的論證是正確的,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亨利宗教改革的早期階段遇到的反對阻力比預期的要小,就我們現在的判斷而言,當時英格蘭在宗教方面態度如此保守,宗教改革也許會遭遇較大的阻力。如果政治意識敏銳的人有理由相信這種裝腔作勢和大喊大叫不應受到重視,他們為什么要驚慌失措?費希爾或莫爾那樣的人物或許眼光更為深遠,他們或許知道還有其他方案。也許其他人沒有意識到。也許,1532年5月15日,舊秩序頑強的捍衛者威廉?渥蘭在通過《神職界服從書》時,就已認識到自己不過是在為羅馬觀眾表演一出戲碼。

          因此,我現在認為,凱瑟琳在1529年夏天的勝利是亨利統治的關鍵時刻。在接下來的十年中還有另外兩個關鍵時期。第一個是在1533年9月至10月。亨利未能擊垮克雷芒,因此公開反抗羅馬,并與安妮結婚。毫無疑問,人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情深感不安,像達西勛爵和赫西勛爵這樣的人本可以動員起來造反。當安妮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一個女兒,而不是渴望已久的兒子做繼承人時,亨利遭到回絕(正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這是上天注定)。如果不久之后,查理五世響應了約翰?費希爾入侵英格蘭的號召,那場叛亂確實會很嚴重。本可以終結赫西勛爵困境的要素丟失了:他終究沒有被逐出教會。在最后一刻,克雷芒失去了勇氣,向后退軍。如果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能夠將他的攻擊變成一場神圣的“十字軍東征”,如果國內不滿的人得到教皇的批準罷免他們的國王,結果又會如何?

          亨利是幸運的,很幸運,在1536年底也是。我仍然相信“求恩巡禮”(Pilgrimage of Grace)本質上是一種捍衛舊的宗教秩序的抗議,對修道院而言尤其如此。這并不是說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是虔誠的理想主義者。不想讓本地男女修道院消失的原因有很多,或出于實際考慮,或世俗,或宗教。我仍然認為,這場抗議基本是自發的行動,受到民眾歡迎;如果這場抗議更具侵略性,并且不輕信國王,本可能推翻政權。

          16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德國新教徒的官方交涉多是投機取巧,至少對亨利而言是這樣。一些參與者更認真地對待這場談判。1536年,英格蘭路德宗教條約似乎已經接近尾聲,而對于保守派來說,亨利的第一份新英格蘭教會信仰聲明非天主教色彩明顯,帶有警醒意味。所有這些都至少激起了“求恩巡禮”的領導人的憤慨。但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國王最深刻的宗教承諾是什么——如果有的話——也不知道這些承諾在國王的一生中又有怎樣的轉變。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對大批美麗、珍貴和不可替代的建筑及物品發動了大規模的破壞,并破滅了“伊拉斯謨式”(和新教)知識分子的希望,卻沒有將從舊教會奪取的財富重新用于學校和大學建設,或是用于濟貧、醫療、修路等類似的公益事業。亨利將修道院財產變賣給大多數已很富庶的臣民,供他們用于私人或世俗事務,他又將財產投向自己的軍事行動。這樣的做法從政治上看很是精明,因為他在新的宗教秩序中創造了重大的既得利益,讓原本根深蒂固的英格蘭天主教再也無法復興,重現往日的盛況。如今,我們認可他統治期間(而非他兒子的統治時期)對修道院和大學財產得當的處理,但他對民族靈魂的所作所為則另當別論。

          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

          1997年2月

          前言

          本書既不是亨利八世“私人生活”的研究,也不是對他的生平和時代的全面研究,而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傳記。我試圖呈現更完整的亨利,討論他一生中更個人化的國內事件,以及他廣泛參與的外交、政治和教會事務。但是因為他處于敘述的中心,所以這里很少涉及亨利統治時代英格蘭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很少涉及他統治時期政府機構的歷史等問題。此外,我對宗教改革前夕英格蘭教會的狀況進行了足夠詳細的分析(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對亨利的行為提供了背景支持;書中也討論了一些極為重要的事件,諸如解散修道院和“求恩巡禮”等,但僅限于涉及亨利的方面,而不是事件本身。若非如此,本書篇幅會比現在長得多,也不會是傳記的形式。

          學院派歷史學家自然會關心利用社會經濟分析法等類似技法,我并不會因為展示國王的生活——以傳統形式塑造生活而感到歉意。君主的傳記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也不會因為創作像亨利八世這樣的知名人物傳記而感到歉意。A. F. 波拉德著名的國王生平著作問世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而接下來寥寥無幾的幾部傳記也基本沒有超出這部先驅之作的范圍。與此同時,關于統治時期的大量著作,尤其是波拉德本人的作品,都對亨利進行了新的理解與闡釋;大英博物館到手一些新資料;外國檔案中與英格蘭有關的國家文件大事年表也已推進。波拉德的主要關注點是消化理解《亨利八世書信和文件集》,其中包含的大量材料在他寫作時還沒有整理完成。當然,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匯集一直是我工作的核心,但我已經試圖查閱在其中使用過的更為重要的文件原件;我也找到了公共檔案館收藏的大量手稿中的部分文件,這些是《書信和文件集》的編輯們未曾揭示的資料,波拉德也未曾使用過。

          一本書的首版前言提供了一個很好機會,能讓作者感謝在其個人學術生涯中所獲得的幫助。我要向普拉姆(J. H. Plumb)教授致以最衷心的感謝,他指導我度過了我的本科時代;感謝諾爾斯(M. D. Knowles)教授,是他讓我開啟了研究生涯,也感謝他從那時起給予我的慷慨支持;感謝埃爾頓(G. R. Elton)博士對我論文的指導,以及此后不斷給我的親切關懷;感謝倫敦大學中央研究基金幫助我兩次出國留學,其中一些成果包含在本書中。最后,我要特別感謝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的賓多夫(S. T. Bindoff)教授。13年來,我很榮幸能成為他院系的一員;我欠他的人情也是無法估量的。

          我還要感謝那些幫助我完成這本書的人:戴維?C. 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教授,他是這系列叢書的最為耐心、最愿意給人以鼓勵的編輯;迪肯斯(A. G. Dickens)教授,他給了我極其寶貴的、無微不至的幫助;克內克特(R. J. Knecht)先生和錢伯斯(D. S. Chambers)博士,他們與我不斷交流樞機主教沃爾西等其他內容;梅里曼(M. H. Merriman)先生,他努力引導我了解16世紀40年代蘇格蘭錯綜復雜的事務;在歷史研究所舉辦的賓多夫教授的研究生研討會成員,他們不時聆聽本書的各個部分,并加以評論,效果非常好;再次感謝賓多夫教授本人,感謝他給予的各種幫助和不厭其煩的鼓勵。

          最后,我應該解釋一下,我已按現今的標準,將引用的所有原始文件的拼寫和標點符號做了修改。

          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

          倫敦大學瑪麗學院

          1967年6月

          媒體評論

          ?斯卡里斯布里克著作的權威性,使之能夠于此領域長久屹立不搖?!短┪钍繄笪膶W增刊》

          ?一部重要巨著,甚至如同豐碑?!督洕鷮W人》

          ?一項赫然成就——學問獨到、寫作獨到,總之就是見解獨到?!杜杂^者》

          ?豐富人物的豐富傳記?!队^察家》

          ?任何這個時期的老師都不可輕易繞開的著作?!短┪钍繄蠼逃隹?p/>

          編輯推薦

          1. 篇幅宏大,細節豐富,生動再現一代雄主亨利八世的多面人生。他是嗜殺的暴君,也是善良的君主,是擅長甜言蜜語的愛人,也是冷酷的丈夫。本書以細致入微的觀察,完整敘述了亨利八世復雜又極端的性格,尚武多情,時而毅然決然,時而首鼠兩端,時而用人不疑,時而雄猜善妒,等等,全方面再現了一位以反復多變著稱的君主的一生。

          2. 行文嚴謹,史料豐富。作者寫作過程中結合了大量史料及諸多最新研究成果,行文不帶半點戲說歷史的成分,大量基于一手材料,但不會讓讀者覺得乏味、生硬,因而是一部兼具嚴肅性和可讀性的學術傳記。

          3. 以點及面,敘事宏大。雖為傳記,但講述了16世紀歐洲風云變幻、云譎波詭的諸多事件,生動再現了英國國家與人民的命運,以及整個歐洲和世界的走向,如何隨著這位君主的喜怒而變化、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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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新任國王

          1491年6月28日,亨利出生于格林尼治(Greenwich)的王宮。他是亨利七世和王后約克的伊麗莎白的第三個孩子,在他們所生的四個兒子中,亨利排第二,也是唯一活到成年的一個。亨利在附近的方濟各會教堂先后接受理查德???怂购桶?巳卮笾鹘痰南炊Y,而在他的生命結束之前,他將會以極為暴力的手段來對付這些教會人士。

          我們對亨利早年的生活了解不多,主要因為他是次子,不可避免地籠罩在哥哥亞瑟的陰影之下。我們聽說他成為國王后,每年會給他的保姆安妮?盧克二十鎊,除此之外,我們只知道其幼年和少年時期被授予的頭銜和榮譽,或在國家檔案中偶爾瞥見他和他家人的記錄。1493年4月5日,他獲得了第一份任命——多佛爾堡(Dover Castle)治安官和五港同盟總督。不久,他便成為司禮大臣(Earl Marshal),并于1494年9月12日成為愛爾蘭總督。同年10月30日,這個年僅三歲的孩子離開埃爾瑟姆(Eltham),被帶到威斯敏斯特,參加授予巴斯勛章的盛大典禮。第二天儀式結束時,小亨利由什魯斯伯里伯爵抱著去見國王,國王吩咐白金漢公爵把一個馬刺戴在小亨利的右腳踝上,然后授予他和他的同伴們稱號。第二天,亨利七世身著盛裝走進議會大廳,在貴族、高級教士倫敦市長和參議員的陪同下,見證自己的兒子被封為約克公爵。同年12月,這位新公爵被任命為蘇格蘭邊防總督。1495年5月17日,他被授予嘉德勛章。

          當然,公爵的高級權力是由他的副手代表來執行。但是在溫莎(Windsor),1496年9月21日,這個年僅五歲的男孩似乎已經完成人生中的第一次公開活動——他見證了一場王室特許狀授予儀式,格拉斯頓伯里(Glastonbury)的男女修道院住持將借此舉辦兩次年度集市。如果說這是他的首次亮相,那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開始;因為,四十三年后,他把那座修道院變成廢墟,最后一位院長以謀反罪在附近的托爾丘(Tor Hill)上被處以絞刑。1501年11月14日,亨利公爵參加了他的哥哥亞瑟和西班牙公主的婚禮慶典。他要帶領著游行的隊伍,把阿拉貢的凱瑟琳從貝納德城堡(Baynard’s Castle)帶到圣保羅大教堂,并在婚禮結束后領她離開大教堂。在接下來十天的慶典中,年輕的亨利成為了焦點,他和姐姐瑪格麗特跳舞,優雅從容,深得父母喜愛。

          據著名的切爾伯里的赫伯特勛爵的故事記載,亨利七世本打算讓他的次子成為牧師,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職。這一說法并無證據,很難判斷赫伯特這一說法的價值,我們也很難不去設想,假如這一安排實現的話,亨利和英格蘭教會的未來將會如何。然而,當死神突然降臨于王位繼承人、威爾士親王亞瑟,也就是亨利的哥哥之時,亨利(和坎特伯雷)都得以幸免?;楹蟛痪?,亞瑟就帶著妻子來到拉德洛(Ludlow),主持威爾士公國事務,管理威爾士邊境地方議會。1502年4月,也就是亞瑟到達威爾士四個月之后,十五歲的王子死于長期折磨他的肺癆。亞瑟的不幸離世改變了亨利的處境——他從處于王朝、政治的邊緣地位的次子變成了令人矚目的王位繼承者,這使他獲得了更多頭銜,擔任教會職務的安排也被擱置一旁??滴譅柟纛^銜是否只能屬于長子,還是可以傳給尚存的最年長的兒子(filius primogenitus existens)?這一疑慮消除以后,1502年10月,亨利繼承了哥哥的公爵爵位。四個月后,1503年2月18日,他被立為威爾士親王和切斯特伯爵。

          亨利受教育的情況缺乏詳細記載。桂冠詩人約翰?斯凱爾頓似乎是他的第一位私人教師,任職時期大約是從15世紀90年代中期到1502年。因此,他聲稱自己教給亨利“啟蒙知識”,2也就是入門知識。此后他寫道:

          我學會了表達英格蘭的光輝,

          我為他汲飲了甘冽的源水

          如赫利孔山泉一樣清澈晶瑩,

          教他認識了繆斯女神九名。

          至于說話尖刻的斯凱爾頓是否對這位學生產生了全然有益的影響,這一點有待商榷;不過,1501年他確實為亨利寫了《王者鏡鑒》(Speculum Principis),這是一本厚厚的(如果非常有用)關于如何做個完美王子的指南,是一種常見的文學作品,書中滿是誠懇的建議,包括勸誡他掌控所有的權力,不要授予仆人太多權力,“自己選擇妻子,永遠珍惜她,對她忠貞不渝”。而亨利的做法表明他并沒有將這些建議銘記在心。斯凱爾頓的意圖無疑令人欽佩,然而他的教學方法似乎并不完美。

          亨利的兄長接受過嚴格的古典作品學習。在他十五歲時,他的老師、桂冠詩人伯納德?安德烈很自豪地寫道,亞瑟“不是在背誦,就是在讀書,翻閱”語法書以及荷馬、維吉爾、奧維德、泰倫提烏斯等其他人的作品選集;大量閱讀西塞羅及歷史類作品,包括修昔底德、愷撒、李維和塔西佗的著作。亨利大約也經歷了類似的訓練,盡管尚不清楚他是受到斯凱爾頓的引導,還是繼任者威廉?霍恩的指點,后者也是亨利妹妹瑪麗的教師。赫伯特勛爵認為亨利接受了神職教育的開始部分,這樣的教育適合于一個注定要從事教會職業的人。但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也很難猜測,一個未滿十一歲的男孩,未來將要登上的顯然是英格蘭王位而非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位,他的教育會包含哪些與教會相關的具體內容。我們也不知道亨利是如何掌握語言技能、學習音樂知識的。

          也許是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特夫人負責監督孫子的培養工作,或就像四十年后凱瑟琳?帕爾監管王室后代的培養那樣??赡苷撬阉箘P爾頓和霍恩從她最喜歡的劍橋大學請來教導亨利、瑪麗和他們在王家學校的伙伴。她選擇這些人做家庭教師可能聽從了朋友約翰?費希爾的建議。毫無疑問,亨利七世時期王宮里有很多有趣、有才的人,很輕易就可從他們之間挑出幾個來教王子學習語言和音樂?,敻覃愄胤蛉藢λ谋槐O護人施加了何種影響,又對他做出何種評價,我們無從知曉。但是在她臨終時,她要求孫子凡事必須聽從時任羅切斯特大主教約翰?費希爾的建議,這個勸告的諷刺意味一點也不亞于斯凱爾頓在《王者鏡鑒》中所提出的忠告。

          盡管亨利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資料不全,但有兩件事非常明確。首先,不管資料多么匱乏,亨利顯然未曾在父親在位時被委以任何國家事務方面的責任,也從未嘗試獨立。十五歲時,亞瑟被派遣到威爾士,原因可能是父親希望他能履行王子的職責,在作為邊境領主的艱辛生活里汲取政治經驗。但是,無論是因為這一安排讓他失去了長子而不敢讓次子冒險,還是因為他懷疑次子的能力,亨利七世沒有讓威爾士親王亨利接受這種訓練。因此,亨利八世登基時,他看起來沒有行使王權的經驗,也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更糟糕的是,在他成為國王之前,他的生活都受到嚴格限制。據1508年初來到英格蘭的西班牙使者富恩薩利達說,威爾士親王就像幼女一樣受到嚴格監控。他只能通過一扇私人專用通往園苑的門進出,而且必須由特別指定的人陪同。沒人敢靠近他,跟他說話。他總是待在自己的房間里,進出這所房間必須經過國王的寢殿。他很膽怯,從不在公共場合講話,除非是要回答父親的問題。富恩薩利達來到英格蘭是為了確定亨利和他哥哥的遺孀凱瑟琳之間的婚姻,但是亨利七世有充分的理由,讓這位使者很難接近亨利。另外,這位使者不久后匯報道,亨利在里士滿(Richmond)日復一日地做著他最喜歡的劇烈運動——馬上刺槍競技。是的,即使運動時,他的父親也會在場,至少間或旁觀。但是亨利王子可能并沒有像富恩薩利達起初認為的那樣,被完全關起來。但他極有可能受到父親的嚴密監視,原因與他沒有像哥哥前往威爾士或者奔赴他地履行重任相同。亨利很快就會發現,他既是兒子又是繼承人,這是寶貴的財富。憔悴不堪的亨利七世生有八個孩子卻夭折了五個,再加上王后早逝,他唯一活著的兒子亨利就像馬駒一樣,急需他和瑪格麗特夫人的親自管教。無論事實的真相如何,現如今任何有頭腦的人都會為亨利的境遇搖頭,他的熱情明顯受到壓制,由此可以推斷,這些遭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他在成年后淫泰夸麗,性情反復無常。

          亨利八世的父親沒有幫他找個妻子。正如亨利的姐妹以及他自己的孩子之后發現的那樣,王室的后代不過是國家間聯姻這盤嚴肅棋局上的兵卒,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的奢望。王室的婚約屬于外交事件——歷史上一直如此,此后也長期如此——不希望也不允許婚姻的雙方在交易中有任何的發言權。人們認為婚姻在先,愛情在后,但不管依據什么標準,亨利王子在這種交易中的經歷是不幸的。1501年,亨利七世試探著請求將埃莉諾許配給亨利王子,埃莉諾是勃艮第公爵腓力的女兒,也是阿拉貢的凱瑟琳的外甥女,而凱瑟琳將與亨利的哥哥成婚。然而,亞瑟死后,王室決定讓亨利王子娶哥哥的遺孀。這樣一來,亨利與埃莉諾的婚約被擱置在一旁,埃莉諾的姨母凱瑟琳代替了她。而在1503年喪偶的亨利七世就曾短暫提議,他可以娶兒子的遺孀。1503年6月23日,亨利王子與凱瑟琳簽下一紙婚約。當時亨利還不到十二歲,凱瑟琳十七歲?;榧s規定等到王子年滿十五歲,即1505年6月28日,就舉行隆重的婚禮。屆時凱瑟琳的父母將另外陪送價值十萬克朗作嫁妝,除了金幣,還包括餐具、珠寶。此外,凱瑟琳之前嫁給了亞瑟王子,因此她要想再和亨利王子成婚,必須先征得羅馬教皇的豁免。凱瑟琳和她那脾氣暴躁的保姆埃爾薇拉夫人堅持認為她的第一次婚事并未完成,在這種情況下要征得豁免,就需要消除所謂的公共誠信障礙;但同樣重要的是確保公主得到亡夫遺產權。為此,當時在倫敦的西班牙大使普埃夫拉博士不顧凱瑟琳的抗議,同意英格蘭的要求,也就是要在直接姻親關系障礙中尋求豁免,這種障礙只能來自雙方身體的結合。因此,不久之后羅馬教皇就收到了這份影響重大的豁免申請,憑此亨利就能不顧之前存在的姻親關系,與凱瑟琳成婚?;榧s簽訂后兩天,就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儀式。待羅馬教皇的特許令一到(這樣的特許令原本要耽擱數月),凱瑟琳就成了亨利王子“最親愛、摯愛的妻子,我的公主王后”,他在1506年4月這樣稱呼她。

          再婚結束了凱瑟琳凄涼、貧困的寡居生活,但沒有使她擺脫不幸。她依然受困于斯特蘭德區(Strand)的達勒姆宮,家中爭執不休,惡毒的普埃夫拉博士令這種情況雪上加霜,亨利國王甚至一度克扣了她本來享有的每月一百鎊的生活費。她可能很少見到亨利王子,而且她英語不佳,即使見面也不能很好地與他溝通。她生病數次,她父親原先許諾的另一半嫁妝更不見蹤影。定于1505年6月28日的婚期已過,錢還沒有到,因此沒有在教堂舉行婚禮。

          等待中的凱瑟琳一籌莫展,四面受敵,亨利王子卻卷入兩件怪事之中。1505年6月27日,他向??怂怪鹘烫岢隽藝勒棺h,取消他大約兩年前定下的婚約,并表示他永遠不會讓該婚約生效或者批準婚約。多年以后人們會拿這次抗議當作證據,證明亨利從來就沒想和凱瑟琳結婚,此次婚姻是無效的。但亨利王子這么說肯定是遵從了父親的旨意,至于亨利七世目的為何并不清楚?;蛟S他真的想把兒子另派他處,或許他想催促西班牙盡快送來第二批嫁妝,或許他是要讓西班牙人難堪,因為他們竟然把那不勒斯守寡的王后嫁給已經鰥居的他,經過調查,發現這位夫人既沒有存蓄也沒有前途。但是如果王子與公主的婚姻此時出現危機,那在這次抗議事件之后不久發生的另一樁事情就更難解決了。1505年10月20日,針對三四個月前的請求,教皇尤利烏斯二世給威爾士親王寫信,授權他管束自己的妻子,不要過分熱衷于宗教儀式,這不利她的健康。教皇寫道,聽說凱瑟琳約束自己,立誓要嚴格按照宗教生活,堅持禱告、齋戒、節欲、朝圣。他還聽說她這么做沒有經過丈夫的同意,她對宗教的狂熱可能會影響她的健康,危及“婚俗”(maritalis consuetudo),降低生育能力。因此,考慮到事實上她應該服從自己的丈夫,生育是結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利烏斯授權請愿者,禁止自己的妻子以后立下任何像這樣違背他意愿的誓言,并且強迫她把這些宗教活動改為由祭司引導的、虔誠卻又不那么艱辛的事情。

          這就是教皇對一個宣稱自己焦慮不安的丈夫作出的答復?;蛟S凱瑟琳確實開始嚴格的苦行生活,這會毀掉她年輕的身體,盡管她把自己糟糕的健康狀況歸因于間日熱,實際上卻可能是精神不振引起的?;蛟S就像他不久前的抗議一樣,王子的請求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但究竟是什么目的卻無從得知。尤利烏斯的指示有些反常,不僅因為這是應人請求后下的指示,還因為其指示的內容。說它反常還有第三個原因?,F存的唯一一份副本,保存在羅馬教廷檔案的通諭登記簿中。日期確實是1505年10月20日,但這封信是寫給威爾士的亞瑟親王的,那時他已去世三年半?;蛟S因為辦事員的疏忽,看錯了請愿書,把答復錯寄給了另一位王子。寄到英格蘭的通諭是否也有同樣的問題,我們不得而知;倘若有的話,凱瑟琳很可能可以不受阻礙地繼續她的懺悔儀式了。

          正當教皇通過凱瑟琳的丈夫命令她要保持年輕、適婚的狀態,亨利七世也在認真考慮要把她逐出家門,讓兒子和卡斯蒂利亞的腓力的女兒埃莉諾成婚,大約四年前她就被指配給亨利。她比姨母凱瑟琳更接近王子的年齡,并且是神圣羅馬皇帝的孫女;她的另一位姨母瑪格麗特或許非常適合亨利七世自己。她的弟弟查理,未來的皇帝,則是都鐸王朝小公主瑪麗的良配。1505年10月,與哈布斯堡家族的三樁婚事正在籌備中。此外,這一計劃非常符合哈布斯堡家族領袖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復雜利益。所以,1507年,帝國的一位使者來到英格蘭,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針對這一威脅性的對抗手段,阿拉貢的斐迪南緊急派遣富恩薩利達至英格蘭,希望阻止哈布斯堡家族,挽救亨利王子和凱瑟琳的婚姻。但富恩薩利達發現希望渺茫,英格蘭國王對他的主人充滿敵意。在英格蘭議會中,一些人強烈要求年輕的王子與哈布斯堡家族聯姻,新娘可以是埃莉諾,也可以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推薦、代替埃莉諾的巴伐利亞公爵的女兒,另一些人則要求他娶法國阿朗松的瑪格麗特。顯而易見,沒人考慮阿拉貢的凱瑟琳。事已至此,富恩薩利達認為唯一能做的就是救出不受歡迎的公主,盡可能多地收回嫁妝,讓英格蘭人自己去承受未知的命運。被密切監視的亨利王子可能對長輩們的密謀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他也無疑會順從地接受他們的安排。他的妻子二十三歲,氣質卻截然不同,她在英格蘭生活了七年,多數時光是孤苦地在達勒姆宮中度過,這種經歷使她歷練成為堅定而又成熟的女人。很久以前她說過自己寧愿死在這方陌生的土地上,也不愿脫離與英格蘭的關系,回到西班牙。她現在嚴厲譴責她同胞富恩薩利達的失敗主義,認為這是一種背叛行為?!傲⒖虒⑺倩?,”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如此評論,“讓他受到應有的懲罰?!钡@位大使或許是對的。如果亨利七世并未逝世,對西班牙的厭惡之情未減,他的繼承人可能就會娶埃莉諾或者瑪格麗特,而非凱瑟琳。然而,1509年4月22日,老國王在里士滿宮駕崩,他的兒子守護在側。次日,亨利八世被宣布就任國王,即離開里士滿,前往倫敦塔。5月9日星期三,做過防腐處理的父王遺體由雙輪馬車運往圣保羅大教堂,約翰?費希爾在葬禮上布道。第二天,遺體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間以他名字命名的舉世無雙的禮拜堂,與王后伊麗莎白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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